在近十年的参与和研究后，学者李小云和他的同事、学生终于将河边村的经历写成了第一本书。2023年12月末，《小农生计》一书正式发布，书中记录了云南边境一座贫困村的脱贫和发展历程。多年来，河边村的故事被复制到周边，也催生了一批论文和报道，这场干预实验源于一次巧合，一批学者走出校园，长期居住在村里，寻求资源并和村民共同讨论、选择适合他们的发展道路。
2015年1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初次到访河边村，这里地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共57户人居住。彼时村庄衰落，村内没有硬化路也没有砖混房，村民大多住在木板围城的简易房中，李小云到访这天恰逢下雨，山路泥泞难行。在统计数据中，河边村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22元，相当于云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支出水平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还有3049元的人均累计债务，且年年增多。
在李小云看来，河边村村民依靠种植和打工获得的收入非常有限，同时，在现代商品性消费的推动下，教育、医疗、交通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村民不得不举债维持生计，因此债务不断累积。“无论村民如何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他们都很难获得较高的收入以还清债务，更不用说财富积累了。河边村村民一直都处在摆脱贫困的关键性门槛之下。”书中总结，“如果国家不能帮助河边村村民补上现有的资产缺失，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跳出贫困陷阱的。”
2015年1月的这次探访时间不长，准备离村时，村干部一句“你还会来吗”让李小云回想了很久。此时的李小云已年过50，拥有一长串头衔，是国内知名的农村发展专家。他自述虽然参与过多地的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但从未“真正长期住在一个村庄，认真探索农村的发展和扶贫实践”。云南之行让他本来就有“扎下来做点实践”的想法，也是这次考察让他下定决心暂时离开校园。
云南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民小组的一名妇女从新居走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民小组有60户瑶族群众，这里曾经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寨。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和爱心企业的帮扶下，共投入扶贫建设资金2000多万元，对住房、村容村貌、水、电、路等进行全面改造。2017年，60户瑶族群众全部搬进了宽敞漂亮的新居。现在的河边村民小组，房前屋后栽种了花草树木，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出门都是水泥硬化路。2018年，河边村民小组依托种养殖业，人均纯收入达到8184元。 新华社发
到今天，河边村已经走出了贫困陷阱，并发展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还承受住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小农生计》将“河边实验”解释为，“通过引领政府扶贫资源和社会公益资源进入河边村，培育和发展以集小型会议、休闲旅游和自然教育为一体的益贫性新业态产业为主导的复合型产业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工作，为村庄的复合型产业体系提供基础性支撑，同时，以村民为主体，通过建立合作社培养乡村面向市场的经营管理能力，为村庄复合型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持续运营提供关键支撑。“河边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以“瑶族妈妈的客房”为核心的新业态产业，大幅度提高村民收入，帮助村民摆脱贫困，并通过复合型产业的建立提升村民应对风险的能力，确保村民不再跌回贫困陷阱。
在这个拗口的学术性描述背后，是研究团队和村民共同探索出的多个发展路径。河边村地处热带雨林的山上，冬暖夏凉且周边文旅资源丰富，研究团队因此提出开发以休闲独家、小型会议为主题的新业态。团队结合扶贫资金、公益募款等资金为每户村民修建了可同时居住、接待游客的新住宅和配套设施。2017年，李小云通过自身关系为村内联系了部分会议召开，此后河边村逐渐走红，各类小规模会议、冬夏令营等活动开始成规模出现。
随着村民收入逐渐增加，河边村应对风险的能力开始受到关注。研究团队观察到，实验前几年，河边村出现“去农化”趋势，农民逐渐放弃种植甘蔗等农产品。新冠疫情冲击了河边村的新业态，随着各类会议活动取消，其收入占比大幅下降。但同时村民收入水平仍在增加，疫情后村内出现了“再农化”趋势，帮其抵御了风险冲击。这期间的变化被认为十分有学术价值，“提供了认识小农生计变化的重要资料”。
李小云在12月17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谈及，《小农生计》是介于随笔与学术之间的一个知识产品。《小农生计》的写作也和传统学术专著有所不同。除第一章系统概括了河边村的脱贫与生计变迁，其他章节都是从每户具体的村民为角度，呈现他们如何参与又产生了哪些变化。例如，《小农生计》的第三章呈现了村里的“能人”，包括总在借钱的唐齐前、养鱼万元户唐齐真、卡车司机蒲新桥等村民。
“如今面对现代化进程导致形成的乡村洼地，乡村建设则是补短板、填洼地，促进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有机衔接。因此，在建设乡村时必须要坚持以小农为主体，小农在保持乡村共同体的同时搭上现代化的列车。”李小云说。
点评环节多位专家也关注到农民的话语权和主体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看来，现代化过程带来了许多乡村问题，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依靠于农村，对于自己的生活，小农有自我选择的权力，乡村振兴需要将这种权力带进农村。他认为，研究者进入村庄进行村庄建设，要考虑到农民也有学习、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更多的则是为农民提供条件与机会，让农民成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这同样也是主体性回归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河边实验也是一次权力实验，让河边村的农户有了更多可以选择决策的权力，通过实验创新及制度支持唤醒乡村沉睡的资源。”他说。